东阿禹山曹植墓

2024-08-26 -

曹植墓_曹植墓_曹植墓

东阿县曹植墓。

曹植墓_曹植墓_曹植墓

东阿曹植墓出土的一组玉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曹植墓_曹植墓_曹植墓

梵音洞。

“昔陈王设宴于平乐,万杯酒尽兴。”在大诗人李白的笔下,陈思王曹植似乎永远是那个以诗酒陶醉的潇洒少年。这是诗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却难免夹杂了过多的浪漫情怀。

被封为“陈王”时,曹植已是曹魏的“高阶囚徒”,他被封为“王”,但却没有人身自由。多年来,他多次被迫迁徙其他封地,身心疲惫。而且他居住的地方并不富裕。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六次改封,三次迁徙,遇有贫瘠土地,衣食不优。”朝廷对诸侯的待遇很差,“官吏皆卑微,士兵都是老弱病残,不过二百余人。”而且因为先前的罪孽,曹植的待遇减半。

曹植的境遇,源于兄长和侄子的防备。他曾是曹操最宠爱的儿子,才华横溢,口才出众,跟随曹操征战四方。他曾在《白马篇》中表达了立下大功的志向:“吾名列武士榜,不能顾及个人利益。舍身为国,视死如归。”在曹植看来,在功绩面前,自己所擅长的诗文,甚至都是“小事”。

然而诗人的天真与冷酷的政治相碰撞总会酿成血案,在残酷的太子之位竞争中,曹植最终因多次鲁莽行为和酗酒而令曹操失望,错失了成为太子的机会。

曹操死时,曹植29岁。他的人生在这里被一分为二,在失意和孤独中度过了余生。他的诗文风格也随之改变,于是我们看到了《怨歌》中多疑的周公,《七悲》中的弃妇,《赠白马王彪》中的秋风清凉、孤蝉,《洛神赋》中的缥缈神女、凄婉离别。他也曾上书朝廷,请求弥补罪孽、报效国家,但换来的却是不断的猜疑。文学成了他仅存的自由。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封为东阿王,在东阿居住了三年。《三国志》记载:“初植登虞山,望东阿,恐死之将至,遂立墓于此。”绝望的曹植,临死前,选定了东阿虞山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三年后,陈王曹植去世,终年41岁。他的诗文流传后世,他的经历也为后人所同情,但他的长眠之地,却成了一个谜。

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49年成立,1952年撤销)在玉山发掘了一座古墓,该墓荒废已久,掩映于野草之中,又遭盗墓者严重侵扰,一片狼藉。

据考古勘探,墓室为砖木结构,大致东西向,呈“中”字形,由外廊、前室、后室组成。遗体置于云母板上,已腐朽,仅存少量尸骨。棺椁左右两侧放置随葬品,左侧有陶井、陶车、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陶俑;右侧有陶灶、陶桌、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陶灶和餐具,此外还有玛瑙坠珠、玉坠、石圭、石璧、铜门环等。从初步发掘来看,墓室简陋,出土文物价值不高,且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墓主人身份,是否为曹植墓,还存在争议。

1977年3月,东阿县文物部门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在墓门前高约3米的墓壁上发现一块刻有铭文的墓砖。砖上有三面铭文,一面写着“太和七年正月十五三月一日兖州刺史侯□遣朱周等二百人修建”,一面写着“赐李臣王令休二百日”,一面写着“特派监察御史郎中王那柱、司徒从远张顺”。

把它们连在一起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太和七年(233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兖州刺史派朱、周二族二百人修建“陈王陵”,作为补偿,每人免服兵役二百天。太和七年是曹植去世后的一年,“陈王陵”也与曹植的身份相符,因此可以确定东阿曹植墓的真实性。

东阿曹植墓现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址已重建山门、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筑。曹植墓内有一块墓碑,为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所刻,碑高2.57米,内有楷书、隶书、篆书931字。此碑早年被埋在大清河(今黄河)中,直到清代才被打捞出来置于墓前,并修建了碑楼加以保护。

曹植墓旁还有梵音洞、梵碑寺,与曹植创作梵碑的传说有关。据佛经记载,曹植在虞山时曾听到空中飘荡着“梵音”,受到佛法启发,文思如泉涌,于是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汉传佛教音乐——梵碑。曹植也被誉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始祖。

东阿曹植墓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最早的历史人物墓葬之一,也是目前考古证实的为数不多的三国人物墓葬之一。发掘之初,墓内部分出土文物被转运北京,目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在“古代中国”的基础陈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陶桌和两只带柄的陶杯,它们虽然是陪葬品,但却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用具。魏晋时期,人们还保持着席地而坐的习惯,所以陶桌比较矮小。带柄的杯是魏晋时期常见的饮酒器具。站在展柜前,曹植端着杯子从桌上饮酒的形象仿佛浮现在眼前。

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展出了东阿曹植墓出土的唯一一套玉器——一套玉佩。这套玉佩共四件,上端为云形玉衡,中间为两块相对的玉璜,下端为梯形玉饰。整体造型优美,朴素无纹。玉佩上有穿线孔。据专家推测,四件玉佩应以玉珠、玛瑙等串接而成,很可能是曹植生前佩戴过的。

玉佩组合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于西周,衰于西汉。东汉末年,玉佩制度一度废止。曹操统一北方后,为维护统治,实行新的礼制玉佩制度。“建安七贤”之一的王粲“知旧佩,始重造”,以汉明帝“大佩”为蓝本,创制了一套新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这套玉佩,是王粲新创玉佩制度的最早例证。

(本文及摄影作者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有《乱世书信:书信里的三国故事》《宗族纷争:三国豪门的政治博弈》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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