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年轻人流行与亲人断绝联系，“六亲不认”一定是坏事吗？

作者 | 十年伐木

文学与历史专栏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的一篇报道《33岁，我断绝了与父母的联系》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当然也不乏热议。在广东小城市长大的潘多拉，从小就目睹了自己大家族里的长辈们嫌贫爱富、自私自利。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到深圳、香港打工，断绝了与家乡这些亲戚的联系。用她的话说，“没有什么比过好日子、努力赚钱更重要的了。毕竟，如果问题能用简单的金钱关系解决，就不会牵扯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人情味，亲戚社会关系对我就没有作用。”

读完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小潘的洞察力、清晰性和果断性。潘多拉笔下的大家庭人际关系，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势利是人之常情，不只在中国。如果你看过莫泊桑的小说《我的舅舅于勒》，就会明白，在法国也是如此。

为何家乡的亲人却成了掣肘？

从年龄上看，潘多拉比我小二十岁左右，我和她爸爸是同一辈。我的家乡湖南和广东一样，重视亲情的传统比北方要强。很早以前，我就对宗族、亲属关系面纱背后隐藏的利益算计有了清晰的认识，但和小潘的父母一样，即便有了清晰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断绝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奈。所以，小潘的父母只是不强迫她和家乡的亲戚交往，却不能真正和弟弟妹妹，也就是小潘的叔叔阿姨断绝联系。

小潘这一代80、90后成长经历，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如果出生在城镇，大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除了三口之家，就只有叔叔阿姨了。如果不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断绝联系几乎是理所当然，不需要付出任何精神或现实的代价。

如果她有像父亲一样的兄弟姐妹，虽然小时候可能会吵架，长大后对社会的理解、对待事物的态度也会不一样，但是大家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轻易断绝。

小潘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2018年初，母亲去世（父亲2015年去世）。回老家办完后事，我坐高铁回北京。火车开动，家乡的风景很快消失在窗外。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父母双亡，家乡从此成了异乡。”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从那以后，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自己和家乡的关系。

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我和母亲兄弟姐妹四人被下放到老家的山村，只有父亲留在县城打工。这是一个聚居村，大部分都是五等丧以内的亲属，我爷爷那时还在世。即便如此，在那些亲属眼中，这样一个没有强壮男劳动力的家庭回到村里，就是抢他们的饭碗。

于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刁难我家，包括教唆其他同龄孩子孤立我家兄弟姐妹。几年后，他们开始权衡利弊，调整对我家的态度。因为我爸爸回老家当卫生所所长，他们有事要找我帮忙，我妈妈又能干又坚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兄弟三人看上去不傻，说不定还能有点前途。

父亲退休回村养老时，我三个哥哥已在外省的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父母在乡亲乡亲中很受尊敬，爱面子的母亲又为我找了不少事情。因为我在外多年，认识的人多，有时也能帮帮老乡。比如，我家一个叔叔在广东打工受伤了，老板不愿意赔偿，就打电话给我。我就托朋友去和那人交涉，我家那个叔叔得到了满意的赔偿；再比如，一个同宗兄弟还没出五等孝被欺负了，我就找人替他讨回公道。........

从我大学毕业到父母去世，前后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二十年里，在邻居和亲戚的眼里，我是一个怀念旧情、重视亲情的人，我又怎么能不理解邻居和亲戚的精明和势利呢？

我高中时住在学校宿舍，18岁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其实我和大多数亲戚都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和感情，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父母开心，给他们增光。

在父母重病和丧葬期间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更加看清了一些人利用宗族关系进行道德敲诈和牟利的本质。

2014年秋天，父亲再次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ICU被抢救出来，我和哥哥们回到老家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然后护送他回老家休养。当时有一个堂兄，和我父亲同为曾祖父，是个抠门的人，听到消息后，居然买了个西瓜来看望他。他走后，我父亲不高兴地说：“他是来看我还有几口气，是不是快要死了，想跟我做生意。”原来，这个堂兄和别人合伙办了丧葬鼓乐队，打算等我父亲回山后接手这个生意。

2018年初我母亲去世后，这个堂兄没有及时得到消息，邻村肖家的一位大妈也是丧葬鼓乐队，她知道后，立即来我家帮忙为我过世的母亲洗漱更衣。我们和兄弟姐妹商量后，就请了她的鼓乐队。后来那个堂兄过来，得知这个生意交给别人了，非常生气，说：“这怎么可能？我同家的嫂子去世了，我们请了别人家的鼓乐队来做。”然后就一直唠叨这件事。最后，我家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请了两个鼓乐队，一个是他家的，一个是肖大妈家的，一个是负责迎送，一个是负责丧葬。

大叔的说法在城市人看来也许不合情理，但在农村社会，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根据与某人的关系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比如，你帮助了一位与你同为高祖父的堂兄，没过多久，与你同为高祖父的堂兄向你求助，你却不愿意帮忙或者帮不上忙。那么这位堂兄就会认为，你分不清亲人与陌生人，对你的高祖父几乎不孝了。他会理直气壮地说，你跟我比较亲，你可以帮助他，为什么不能帮助我。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个人权利”，不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父母去世后，我确实感到家乡和乡亲们的慰藉。今年清明节，我和哥哥回到老家，花了一个上午给父母和爷爷奶奶挂绿头、扫墓，然后就进城了。

古代和现代亲属的区别，是由于人们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已故农学家叶笃庄（叶笃正之弟）在回忆录《玉壶冰心》中讲到，其曾祖父叶伯英（官至陕西巡抚）因公去世，祖父护送灵柩回安庆故里安葬，却被叶氏族长软禁，并被迫捐献巨款。《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为人老实淡泊，科举落榜，做文员也没挣多少钱，父亲视他为废物，将他和妻子赶出大家族。妻子芸娘病重时，他想找人借钱，芸娘却告诉他“问亲人不如问朋友”。

其实，古人对于中国传统以宗族、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弊端乃至污秽，也早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民间有句谚语：“一代亲，二代代；三代四代亦然。”“穷在闹市，无人问津；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情就像一把锯子，你给，我走。”这些谚语承认，以宗族、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虽然是基于利益考量，但也需要最起码的公平。

但在差序秩序的熟人社会中，没有明确的边界和刚性的权利与责任划分，存在太多的灰色地带。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人还是要依赖这种人际关系。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替代模式。

少数入仕的士人，人际交往方式也有其他选择。除了宗族、亲戚，还有同学、同辈等社会资源。农民大多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一生所能依赖的社会资源，几乎都是通过家庭、宗族、姻亲获得的。如果脱离这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结构，就会成为一片孤叶。处于这种境况中的个体，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满，也不得不依赖它。

儒家思想区分亲疏，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官制与文化也维持了这种人际交往模式，如重农轻商，固土保民。一个人的籍贯比工作地或出生地更重要，士大夫即使长年在外奔波，退休后也多半回到家乡，即使儿子在外省长大，也要回到家乡参加科举。

古代王朝就是这样用制度把人与宗族故土用利益和情感捆绑在一起的——在当时，这有利于王朝的稳定。如果墨家所提倡的人际关系得到鼓励，背井离乡的陌生人可以结拜为异姓兄弟，以利益和利益为纽带，形成小共同体，结果会怎样呢？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经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即大多数人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传统的以亲情、亲情、老乡为主的人际关系势必面临巨大的冲击，需要重构以适应时代。

对于潘多拉这一代人来说，家庭关系远没有前几代人那么重要，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巨大的变化，使得大家的社交方式远比以前多样化，社交圈子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不同工作单位的同事，同一个社区的邻居，同一个团契的教会成员，甚至孩子同学的家长，与他们交往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更加自由，没有强迫。

有了网络，人们可以在茫茫人群中找到志同道合、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上几代人所重视的亲情关系可以因为种种不合适而被抛弃。

潘多拉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说明了这一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速了人们的流动性，一个家庭的成员，甚至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成为常态。地域的隔阂，让亲属之间很少有机会走访，久而久之，这种关系就变得淡薄了。换言之，亲属关系不再是人际交往的必需品。

即使如此，亲戚依然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亲戚之间没有了情感上的联系，变得疏远如陌生人，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不必哀叹。如果亲戚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比如叔伯姑姑之间曾经照顾过晚辈，堂兄堂妹之间，或者远房亲戚从小一起长大，有共同的兴趣和价值观，在现实交往中能够从思想交流中获益，互相帮助，那当然是好事。我们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亲戚“断绝”关系呢？

从以集体为中心到以个人权利为中心是一种社会进步，人际交往亦然。潘多拉这一代人能够摆脱亲属关系对人际交往的束缚，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之一。

亲人之间没必要强求，但也没有必要刻意“断绝关系”，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感受自主选择人际关系、构建社会关系，这才是当代年轻人应有的社会状态。